| 中国公司境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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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0-20 08:59 文章来源：本会会刊《国际经济合作研究》 |
| 文章类型：原创 内容分类：其它 |
内容提要：中美之间、中欧之间纺织品贸易摩擦与争端，中国海洋石油公司竞购美国优尼科公司遭到美国众仪院反对，凸显了政治问题，从而将中国公司到境外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本文从政治风险防范的常用举措与特殊举措这两个不同角度，作了初步探讨。这对于中国公司到境外投资如何防范政治风险是有一定参考价值与启示的。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布一个热门话题，说的是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与争端问题。从这个问题看，它实际上是浓缩了经济后面的大量其他因素：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贸易顺差问题，等等。美国打出的“中国牌”，一方面，是布什政府出于国内的考虑，即为了对国内强大的利益集团表态，获得国会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开放纺织品市场的支持而做出的政治交易；另一方面，是为了用限制中国所空出的市场份额拉拢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一句话，是个政治问题。
纺织品行业对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纺织业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了大约1900万工人就业。但是，纺织品行业对于美国与欧洲来讲，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行业。从很大程度上讲，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特保，是为了法国公投需要。由于法国民众对现状不满，因而倾向于对《欧盟宪法条约》投否决票以惩罚政府，因此法国一些政要急于要找到一个承担经济不景气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中国纺织品的冲击便成了一个很好的靶子。由于法国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因此欧盟也希望在纺织品问题上以强硬的姿态，以“示好”法国政府与民众。随着法国公投的结束，欧盟在纺织品问题上受到的政治压力大为缓解。因此，中欧贸易谈判顺利通过。一句话，是个政治问题。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竞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优尼科遭到美国众议院反对，也是个政治问题。
针对美国提出的一系列知识产权诉讼，中国大陆的制造企业开始应诉。知识产权诉讼有可能比目前的纺织品争端更加严重，其背后也有个政治问题。
中国企业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到境外投资都碰到政治问题，都面临政治风险；当然，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商业风险与文化风险。对于商业风险与文化风险问题，本文避而不谈。于此，仅提出并探讨中国公司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过程中防范政治风险问题。
二、政治风险防范的常用举措
从宏观方面看，要化解、防范与规避政治风险，首先必须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如何评估呢？对政治风险评估，主要是对国家风险的评估，常用的指标有：
①偿债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偿债比率表明一国偿付外债的能力。一般认为，该比例在10％以下时，该国有较强的偿还能力；当该比率高于25％时，则面临着债务困难。
②负债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负债比率表明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外债的关系，一般认为该比率低于15％较好，当高于30％，则出现债务困难。
③债务对出口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这个比率的分子包括短期债务，即期限在1年以内的债务。在发展中国家短期债务总额比率日益升高的情况下，这一比率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认为，该比率危险界限为100％左右。
④流动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流动比率表明一国外汇储备相当于进口额的月数。一般认为，流动比率5个月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该比率低于1个月的进口额，则是危险的。
国家风险的评估有宏观评估与微观评估是对一个东道国的潜在风险进行总体上的评估，它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有：东道国政府与投资国政策之间政治、经济关系；东道国的对外政策；东道国的政治局势；东道国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东道国典型的习惯方式；东道国近年来经济发展情况及其程度；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东道国对进口与出口的依赖程度等。
在国家风险的宏观评估中常用的方法有：
①国别评估报告法。国别评估报告主要用于大型海外建设项目投资或货款的决策中，是对特定对象国社会、政治及经济状况进行的综合性评估，其性质与可行性研究相仿，但它的侧重点在于防止国家风险的实现。
国别评估报告没有固定的格式，各国均有不同的格式。即使在一个国家内，由于编制机构不同，也有不同的格式。就一般格式而言，涉及这几方面：一是前述国家风险的评估；二是政治风险的评估。政治风险的评估，主要评价的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营能力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经济运营能力包括政府机构的决策能力、政策制定能力等；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包括政府对油价变化、世界经济周期变化等国际经济环境变动的迅速调整程度等。三是政治安定性的评估，包括国内政治安定性与国际政治的安定性。国内政治的安定性主要包括政府更替是否顺利、经济政策能否连续等；国际政治安定性包括地域的、国际的政治局势是否安定等。此外，还有基本经济要素的评估与对外金融状况的评估：基本经济要素包括的范围比较广，诸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国内资金来源、出口状态等；对外金融状况，包括国际收支状态、外债情况、外汇储备、借款的可能性等。
②评分定级法。这是用一组固定的评分标准将考查对象国的各个风险因素加以衡量，从而确 定风险分数的方法，其整个评分定级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考查风险因素，如负债率、战争次数、人均收入等；第二阶段，确定风险评分标准。如规定分数愈高风险愈大，可具体定为：负债为10％以下为1-2分，10-15％为3分，15-25％为4分。25-50％为5分，50-80％为6分等；第三阶段，将所有项目的分数汇总，确定该国的风险等级；第四阶段，进行国家间的风险比较，确定投资方向。下表表明的是评分定级法中的一种国家风险等级国家风险等级序列，风险等级愈高，风险愈小。
进行政治风险评估之后，下一步便是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消除政治风险。根据工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提供的经验，对于政治风险常用的防范措施可分为3个步骤：(1)投资前的政治风险防范；(2)投资后的政治风险防范；(3)没收或国有化的索赔策略。
(一)投资前的政治风险防范
投资前的政治风险防范措施有：签订特许协定，办理投资保险与担保项目，与东道国政府进行谈判。
(1)特许协定
特许协定是指跨国公司与投资所在国政府签订的有关投资的协定。典型的特许协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资金汇出的形式如股息、管理合同费、使用费和专利费：②转移价格的制订；③向第三国出口；④要求设立社会与经济管理费；⑤付费方式：税率的制订以及税前利润与财产的评估方法：⑥参与所在国资本市场，尤其是长期借款；⑦当地参股的
条款；⑧产品在所在国销售的价格管理；⑨原料与零部件来源的限制；⑩雇员国籍的限制；⑩在与所在国发生矛盾时避免要求母国政府进行干预；⑩争端的仲栽。
(2)办理投资保险与担保项目
通过投资或担保项目，将政治风险转移给其他机构。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都设有专门官方机构对私人的海外投资提供政治风险的保险，如美国私人投资公司(0PIC)，英国的出口信贷保证部(ECGD)，日本通商产业省的海外投资保险班等。海外投资保险承保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与转移风险三类。一般做法是：投资者保险机构提出保险申请，保险机构经调查认可后接受申请并与之签订保险单。投资者有义务不断报告其投资的变更状况、损失发生状况，且每年定期支付费用。当风险发生并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后，保险机构按合同支付保险赔偿金。
(3)与东道国政府进行谈判
投资者在投资前要与东道国政府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在这类协议中必须明确：第一，子公司可以自由地将股息、红利、专利权费、管理费用与贷款本金利息汇回母公司。第二，划拔价格的定价方法，以免日后双方在划拔价格问题上产生争议。第三，公司缴纳所得税与财产参照的法律与法规。第四，发生争议时采用的仲裁法和仲裁地点。
(2)投资后的政治风险防范
尽管投资前，投资方可通过与引资方的协商，避免对外投资受政治风险的影响，投资环境却可能改变，某些环境因素不体现在协定中。这时，在境外投资的公司就必须采取与此相适应的经营战略与策略来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投资环境。
①生产与经营战略
这种战略是投资者通过生产与经营方面的安排，使得东道国政府实施征用、国有化或没收政策后，无法维持原公司的正常运转，从而避免被征用的政治风险。
②在生产上，控制住3点：
第一，控制原材料与零配件的供应。进D原材料与零配件虽然运输成本较高，交货时间较长，但它可以保证投入品的来源与质量，免受东道国政府的控制，还可以有效地降低政治风险，因为东道国即使征用该企业，也无法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与零配件，无法维持该企业正常运转，征用后无法收到原有效果。
第二，控制专利与技术诀窍。投资者将专利、技术诀窍控制在手中，一旦公司被征用，东道国没有专利和技术诀窍，就无法维持原有的正常经营。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就采用了这一战略。从1992年以来，中国积极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但因跨国公司采用了控制专利与技术诀窍战略，所以中国获得的结果就不尽如人意了。
第三，控制商标。其效果与控制专利和生产技术一样，可以实现对其产品生产的垄断权。在销售上；通过控制产品的出口市场以及产品出口运输及分销机构，使得东道国政府接管该企业后，失去了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生产的产品无法出口，这样做可以有效地减少被征用的风险。如秘鲁征用马可纳公司后，发现自己反而失去了进入国际铁矿市场的渠道，结果不得不与马可纳公司重新谈判。
②融资战略
这种战略是投资者通过对公司融资渠道的有效管理，达到降低政治风险的目的。其中，一种方式是积极争取在东道国金融市场上融资。尽管在东道国金融市场上融资成本较高，并有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紧缩银根、使筹资成本提高的影响，但这样做可有效地防范政治风险。因为，如果东道国政府对该公司实行歧视性政策或经营上的限制，必然会影响东道国本身金融机构的利益，因而在采取征用措施时，东道国不得不慎之又慎。
③财务策略：
常见的财务策略有：
第一，持有较低的权益资本与较高的债务资本，在此情况下，一旦当地资产被没收，或当地货币不可兑换，在该国的公司损失可部分地被当地债务的减少所抵消。
第二，子公司选择适合当地标准的资本结构。这可以满足所在国的要求，从而避免所在国的政治干预。
第三，现金转移渠道。在境外投资的公司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现金转移渠道，将资金从高政治风险国家转移到低政治风险国家。
④组织策略。
在境外投资的公司，可采取以下组织策略以降低政治风险。
一是进行合资。即在境外投资的公司与所在国企业或个人创办合资企业。采用合资方式，必须做好可行性论证与精心选择好合作伙伴。如果不做好可行性论证，就很容易掉人合资陷阱。如果合作伙伴选择错了，则容易上当受骗。而选择到了好的合作伙伴，则不仅可以得到他们帮助，防范各种风险，甚至还可能获得他们提供的权益资本，帮助中国在境外投资的企业从当地获取资金与技术，提高该企业在当地的声誉。以中国的纺织品企业对境外进行直接投资为例，就可采取合资的方式，尽可能不要采用独资方式。
二是发放许可证。即由公司对所在国企业发放许可证，允许其生产与经营本公司产品。由于企业仍由当地拥有，其政治风险就可因此而被消除。
三是签订管理合约：与发放许可证相似．管理合约既可为公司对境外投资带来利润．又不必在国外大量投资，从而可将政治风险降至尽可能低的水平。
四是雇用当地居民。即雇用当地居民作为本公司职员。这一策略的关键在于总经理的选择。选择当地居民担任总经理也可降低政治风险。联想在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后就邀请IBM的经理人员留任，坐镇钮约管理整个公司。
(3)没收或国有化后的索赔策略
尽管没收或国有化后的索赔策略是一种被动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可以使得中国公司在境外投资所遭受的损失降至尽可能低的水平。
一般来讲，索赔策略的实施，可分为3个步骤：
①运用行之有效的战术，进行合理谈判。
中国公司在境外投资，可向所在国政府阐明没收的利弊、并视具体情况，提出一些让步条件，以促使所在国政府允许其继续在这个国家经营。在与所在国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谈判时，应灵活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战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所用战术包括政治战术与经济战术。政治战术包括争取得到东道国各有关方面与邻国支持，或本国政府官方非正式的干预。经济战术包括前述的控制生产技术；出口市场、原料与零部件，以至子公司无法独立。
②从法律上采取补救措施。
中国公司在境外投资可在以下几方面寻求法律保护：
第一所在国；
第二母国；
第三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心。
③放弃资产，寻求残值收入。
如果以上三个步骤都不能成功，中国在境外投资的公司，只能放弃其资产，寻求其残值收入，譬如要求保险公司补偿损失等。
三、中国公司境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防范的特殊举措
近年来，到境外直接投资的中国公司与日俱增，遭遇的政治风险也越来越多。这不仅要求中国公司到境外投资增强风险意识，而且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一些特殊举措，对到境外投资的中国公司加以引导，并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1、引导企业走出低成本误区。企业经营的成本过高固然会影响利润的获取。但当今世界市场竞争十分缴烈，采取传统的低成本策略，生产中低端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回旋余地与发展空间越来越小。那种认为成本低就能赢利的理念，的确是一个误区，中国公司到境外投资务必走出这一误区。中国政府在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进行投资过程中，应在这一方面予以引导。
2、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中国公司到境外投资进行培训。如中国公司以境外投资如何做好可行性的研究，在境外投资的公司如何融人当地社会、实施当地化经营，与东道国企业进行合作等。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可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请一些在境外投资多年的公司进行辅导，也可有针对性地举办一些短期培训班：按理说，这件事应由企业自己做，但，一是国内目前有不少培训金钱化、庸俗化；二是国内企业对于培训与自身素质提高不够重视，而不少企业又跃跃欲试，试图到境外投资，如果政府不作必要的培训与引导，其损失必然不小。从一些到境外投资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的公司看，其教训是很深刻的。当然，政府出面做这件事，有点特殊，但符合中国国情。至少与政府出面，组织专家专门研究如何防范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风险防范相比，企业容易接受，不会产生以为政府要限制他们到境外投资的误解。
3、为中国公司到境外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氛围。
从中国政府方面讲，还应注意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如何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跨国经营，包括到境外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氛围，从而力避某些国家对我国搞新冷战，并尽可能不让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增添麻烦、陷入政治陷阱。就目前而言，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既面临着“黄金发展期”，又面临着矛盾凸显期，如某些国家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就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政府很想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也很想“走出去”但就当前的国际形势而言，中国企业到境外进行直接投资面临重要困难与风险，且不论商业风险与文化风险，仅仅为了防范与规避政治风险，其步伐就不宜迈得过快。指出这一点，绝不意味着限制中国企业到境外去投资，而是为了慎重起见。
（本文作者：苏州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学术委员 吴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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